女儿重度抑郁跳楼自杀身亡，因认为女婿赖先生拒绝治疗、疏于看护，对女儿的死亡负有责任，61岁的老父亲唐先生将女婿告上法庭，索赔85.6万余元。7月3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赖先生的行为不存在过错，且与唐女士坠楼死亡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驳回了老唐的全部诉讼请求。

　　别人眼中的“白骨精”、父母眼中的“小精灵”

　　小唐和赖先生都毕业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小唐到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工作（以下简称IBM公司）。小唐常年往返于北京和外地出差，工作繁忙而紧张。在IBM公司工作期间，小唐连续六年获得公司奖项，还先后通过了CMA（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和被称作“全球金融第一考”的CFA（注册金融分析师）资格考试。在别人看来，她是典型的白领、骨干、精英。女儿的优秀让父母也非常欣慰，小唐的照片上洋溢着灿烂甜美的笑容，她是父母眼中的“小精灵”。

　　赖先生也同样非常优秀，在某猎头公司已经做到了总监的位置。他和小唐是初恋，据赖先生讲，他和小唐经过了五年的恋爱，2008年8月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四年的生活，感情也非常深厚，在同事、朋友和亲人眼中，他们是模范夫妻。

　　家族病史 十年母女三人先后自杀

　　老唐的家庭原本幸福美满，却因为一种家族遗传病——“抑郁症”而支离破碎。老唐是一名小学教师，和郝女士结婚后，生育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两个女儿都很优秀，大女儿在国家专利局工作，二女儿也就是小唐在IBM公司工作。

　　然而在十年内，他却先后痛失这三位至亲的亲人。2002年，妻子郝女士因为抑郁症在家中服用盐酸自杀身亡。8年后的2010年5月，小唐的双胞胎姐姐也因抑郁症在单位跳楼自杀身亡。2012年的5月26日，这一天是小唐姐姐的忌日，抑郁症的阴影再次笼罩了这个家庭，当天小唐对家人表示，从4月初起她一直失眠，感觉精神压力、身体不好。抑郁症开始折磨小唐。3个月后，2012年8月28日，小唐选择从家中的27层跳楼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十年痛失三位亲人，小唐死后又与女婿发生家庭矛盾，老唐表示，由于难以承受丧女之痛，他已经两次住院将近4个月，并也患上了抑郁症。

　　不堪重负 “你的爱我来生再报答”

　　自杀前，小唐给亲人留下了一封遗书。小唐在遗书中写到：“亲爱的亲人们：我对自己的能力和承受压力的能力很绝望，我将无法面对将来生活和工作上的各种压力，我实在无法容忍自己这样下去，一步步地越来越脆弱，无法承担责任和一丁点的压力，我这样下去只会增加别人的烦恼和负担。请爸爸多保重，女儿不孝，求您一定和阿姨相互扶持到老，不要为我难受。请婆婆和赖俊多保重，你们对我的好我只有来生再报答了，叔叔和大姨也请多保重，我对不起您们的爱护与关照。赖俊你对我太好了，我舍不得你但又无法阻止自己一天天越来越堕落，你的爱我来生再报答。”

　　老唐：被告延误治疗、疏于看护

　　老唐表示，大女儿自杀后，是二女婿赖先生作为家属代表亲自处理的善后事宜，二女婿对小唐的家族病史、抑郁症的治疗、患者的自杀倾向以及严重后果等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在小唐发病至病情恶化的过程中，赖先生拒绝对小唐进行治疗，在其强烈催促及要求下，小唐才进行了一次就医，而且就医后，也未按医嘱到专科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丧失了最后的机会。此外，事发当天，赖先生没有亲自看护小唐，而是让自己的母亲照看小唐，而其母也不了解小唐的病情，导致小唐一人在卧室很长时间无人看护。因认为女婿对小唐的死负有责任并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老唐将女婿告上法庭，索赔死亡伤残赔偿金8064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赖先生：“如果能够挽救，我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换”

　　赖先生称，小唐很介意让别人知道其有抑郁症，在是否需要看病的问题上，其与小唐曾多次沟通，之前二人均认为小唐是因为工作压力大造成失眠，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直到2012年的8月23日，小唐才第一次同意就医。8月26日，小唐就医后由于时间很晚，只能第二天再取药。当天晚上，岳父表示医生开的一味药副作用太大，经上网查询后，其与岳父商量先换成另外一种药，观察一下疗效再决定是否进一步就诊。小唐何时就诊、就诊后换药都是包括岳父、小唐和自己在内的家人共同决定的。

　　赖先生表示，他和小唐感情深厚，如果能够挽救小唐的生命，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抑郁症是医学难题，发病和自杀是他人无法预防的，而且小唐生前最后三个月一直在威海出差，只是周末回来一天半，小唐的司并不是其消极不作为造成的。赖先生认为，公安机关认定小唐是高坠死亡，与他人无关，他和岳父都不应该对小唐的自杀行为负法律责任。

　　发病至死亡期间长期出差 自杀当日婆婆看护

　　小唐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外地出差，对她来说，出差是“家常便饭”，即使在其发病后也不例外。

　　姐姐的去世对小唐打击很大，那段时间小唐长期在深圳出差，因此姐姐去世后的许多善后事宜都是赖先生出面办理的。那段时间，一人在深圳出差的小唐情绪异常反复，为了照顾小唐，赖先生向单位提出，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申请到公司在深圳的分公司上班，公司予以了特批。

　　2012年5月下旬，姐姐去世两周年的时候，小唐出现抑郁症症状，开始发病。但直到8月28日其跳楼自杀，在此期间，小唐都正常上班，没有休息，且一直在威海出差，只是个别周末回京一、两天。

　　8月26日，小唐第一次因抑郁症前往广安门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重度）、健忘、脾肾不足，医生建议到专科医院进一步诊治，并根据焦虑性失眠这一病情，建议小唐休息两周。次日，赖先生帮小唐向单位请了假，小唐开始在家中休息。当天，赖先生还请假半天缺席公司例会，到医院帮小唐取药。8月28日，赖先生到单位上班，安排母亲在家中照看小唐。小唐一人在卧室休息，发生了悲剧的一幕。

　　法院：被告与小唐死亡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赖先生是否应当对唐女士坠楼承担侵权责任。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赖先生的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是否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以及是否与唐女士坠楼存在因果关系，是赖先生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判断标准。

　　首先，夫妻之间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帮助。自小唐发病至坠楼的三个多月中，小唐绝大多数时间在外地出差，生活能够自理，根据证据，赖先生已经尽到了必要的关注，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坠楼当天亦让其母亲在家照顾小唐，其行为并不存在过错。老唐主张赖先生未尽到法定义务，延误就医、就医后不遵医嘱用药、不遵医嘱前往专科医院进一步治疗是导致唐女士病情加重，最终选择自杀的原因。然而，老唐提供证据，均无法充分证明上述主张成立。赖先生认为就医时间、如何选择医院及用药，都是包括唐先生、赖先生及唐女士在内的所有家人商议的结果。现唐先生主张上述情节均系赖先生的单方行为，但其未就此充分举证。退一步讲，即使上述情节确系赖先生单方行为，也无法就此认定为唐女士坠楼自杀的原因。

　　其次，导致唐女士死亡的诱因系由于其患有抑郁症产生的自杀倾向和行为，判断患者是否具有自杀倾向以及自杀行为本身具有难以预测性。即使赖先生因唐女士其他亲属患抑郁症自杀死亡而对该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但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亦超出了赖先生作为非医疗专业人员对于抑郁症疾病理解和掌控的能力。

　　再次，在唐女士死亡后，唐先生与赖先生因办理后事等诸多事宜产生矛盾，与唐女士死亡本身并没有关联性，故唐先生以此为由要求赖先生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赖先生未尽到作为丈夫的法定义务，其行为并不存在过错，且与唐女士坠楼死亡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赖先生行为并不具备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故法院对唐先生要求赖先生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依法判决驳回了唐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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